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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臣们说，吕宋毕竟孤悬海外，无法危及统治的根本，若是各省乱起来，国家就真的危险了。所以他们联名上书，请求皇帝撤销矿监税使，修明政治、与民休息，先将两京十三省的高烧退下去再说。

    大臣们对吕宋叛乱的处理意见，是遣使严加申斥，如果吕宋方面是一时糊涂，看到触怒天威，自然会幡然悔悟，自缚请罪。如果吕宋方面执迷不悟，则可激起全国民众的怒火，到时候就算要打仗，民众也会全力支持。

    简单说来，大臣们就一个意思——不先把矿监税使的问题解决，别的问题只能拖着。

    但在万历看来，吕宋的叛乱太遥远，动摇不到自己的龙椅。用矿监税使摧毁工商业、打击东南豪族，才是维系皇权根本的第一要务，所以他万万不会上大臣的当，在大好的局面下半途而废的。

    于是，君臣间又一次陷入了互不相让的死结，征伐之事自然遥遥无期。紧接着，长江以南地区生了大规模抗税暴动，也将朝野上下的注意力，从遥远的吕宋转回国内……嘉靖中叶以来的工商业大展，带来了一轮快的城市化。尤其是东南达地区，城市的数量迅增多，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，深刻的改变了大明朝的社会形态，也改变了许多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。

    与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相比，城市里居住的市民，对暴政和危机的忍耐力要低很多。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意识觉醒，思想觉悟有多高，而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土地，一切生活资料，都要靠劳动报酬来购买。一旦遇到经济萧条、商号大面积倒闭，城市中的工作机会便会急剧减少。失去工作的工人，就面临衣食无着的处境。如果再遇上金融风暴，将他们的积蓄一卷而空，工人们就彻底没活路了。

    在不知失业救济为何物的当时，城市变成了火药桶，绝望的市民便是桶中的火药，只需一根导火索，一个火星就足以引爆。

    然而最早的暴动，却生在工商业相对落后的湖南长沙。

    在长沙搜刮的税使叫马堂，他以四十万两的价格，买下了这个差事。比起其他大城市动辄百万的成交价，这个价格显然是赚到了。只是这位仁兄忘记了就在两年前，听闻何心隐被捕，蜂拥而至的湖南民众，将东厂衙门包围的水泄不通。

    要不是何心隐出面劝阻，东厂的人，以及那一千名禁军，肯定全得报销在那一场。

    这一次，世间已无何心隐……湖南民众更因为何心隐的死，对太监充满了憎恨。马堂又是个不知死的东西，一到长沙，便网罗了数百名亡命之徒四处抢掠，使长沙顿时市面萧条，民不聊生。在搜刮钱财之外，他和他的手下还无法无天、胡作非为，将一位王姓诸生的女儿和周姓诸生的妻子奸污，两位秀才拼命阻止，结果一死一伤。

    惨剧生后，湖南生员们怒不可遏，很快便聚集了一千多人，在巡抚署衙门口击鼓声冤，痛陈马堂种种罪行。巡抚沈一贯拒不露面，他们便转而来到税监的署衙，双方扭打一处，冲突持续了十多个小时，前来支援的民众也越来越多。

    最终在马堂手下开枪之后，愤怒的数万民众，蜂拥破门而入，纵火焚烧了马堂的署衙，打死了他的爪牙一百多人，并在他们的手臂上黥上偷字。又挖地三尺，找出了躲藏在茅坑里的马堂，将其扒成光猪，绑在架子上游街示众，最终在巡抚衙门前把他斩。

    在除掉除掉马堂和他的爪牙后，长沙民众仍处在亢奋状态中，生员们却渐渐恢复了理智，大家面面相觑—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，下一步该怎么办?

    就这么打完收工，各回各家？这可是击杀钦差、干掉一百多条人命的重罪啊。就算最后法不责众，可一定会严查严办，以儆效尤。至少他们这些有名有姓的生员是跑不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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