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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狂态之人的特征全在一个狂字，通俗一点就是张狂。这样的人一般都恃才傲物、狂放不羁、愤世嫉俗，不满现实，为人耿直，处世缺乏圆滑。他们做起事情来我行我素、自成一体，一般人很难理解，他们自己又不屑解释或者去迁就别人，因而他们一般都很孤独。但正是这样，使他们能够沉醉于自己的世界，专心于发明创造，并且持之以恒，往往能做出很大的成绩。因而他们适合去做一些需要创造性的工作，比方说发明家、研发人员等。

    不过，过分的狂傲不是什么好事，轻的一生孤独，重的那就是丢掉身家性命。三国时的杨修就是典型的狂傲之人，最后为曹操所杀。弱态有真假之别，狂态也有，其关键在于是否是真的有才。真狂是恃才而傲，身怀绝技，狂傲有狂傲的本钱，上面提到的杨修就是属于真狂，其才学闻名于当世。假狂是志大才疏，自命不凡，眼高手低，自高自大，狂傲却没有真才实学；这样的代表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算一个，读兵法的本事他倒很有几分，接替廉颇指挥赵军后，那是信心满满，最后一败涂地，闹得唯一能与秦国匹敌的赵国一蹶不振，成为二流国家。

    狂而有真才称为傲，恃才傲物；狂而无才称为娇，自大而娇。对于傲才与娇才，宁用傲才，不用娇才，不过恃才傲物也需要有限度。

    疏懒态

    疏懒态的人，大多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只是对世俗社会公认的一些行为准则与伦理规范不以为然，满不在乎，从而表现出一种懒散懈怠、傲慢、玩世不恭的状态。这样的人，如果为人真诚，与人坦诚相待，就可以走到哪儿，哪儿都有朋友，可谓朋友满天下，并适合从事科研工作、艺术创作。

    对于疏懒的人，疏懒只是他们性格的一方面，一旦某件事能够吸引他们，他们则会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中，勤勤恳恳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因而，对于疏懒的人是需要引导的，只要能将其兴趣与当前的事业、工作结合起来，他们就会迸发出旺盛的热情，所谓疏懒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们会又好又快地完成这些工作。在引导的同时，不能强迫他们干他们不喜欢的工作，并且为了保持他们对工作的新鲜感，适当地几年甚至几个月就为他们换一个工作或职位，这样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潜力。

    疏懒态的人绝对不能做官，对于他们这样的人，上级不会选择这样一个懒散懈怠而又傲慢、玩世不恭的人做自己的下属；而他们自己也很难处理好与上级和同事的关系，会受到同事与上级的排挤；如果他们身为上级，也很难与下级相处，弄得下级离心离德。

    最后，需要指出的是疏懒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疏懒态的人。疏懒的人，只是具有疏懒的表现，他们才智平平，算不上疏懒态的人，只能算疏懒之人。而疏懒态的人，那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只是对大多数事情提不起兴趣，懒得表现出来而已。

    周旋态

    周旋态的人一般智慧极高、灵巧机警，善于调节自己的情感，待人接物游刃有余、应付自如，是交际应酬的行家能手，天生的外交人才。无论是宦海沉浮、商道诡诈，还是学海无涯，他们都能够挥洒自如如有神助，取得好的成绩。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周旋态的典型代表，他们周旋于各国之间，时而六国合纵，时而与秦国连横，可谓一言兴邦、一言灭国。

    这样的人一般在为人处世时，都会掩饰自己的想法，并花很大的工夫去察言观色，发现别人的想法与需求，然后投其所好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周旋态的人也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人是为掩饰而掩饰，一种是为达目的而掩饰。为了掩饰而掩饰的人，实际上没什么才学、手段，尽管他们尽力掩饰这一点，尽力掩饰自己的目的，但在别人看来他们的无能与目的就写在他们的脑门上。而有才学与手段的人，尽管他们是在掩饰、表演，但因为他们抓住了别人的心思，使别人按照他们的思路走下去，在别人眼里他们是很真诚的。周旋态的人适合做外交官或者公关人员。

    以上这四种情态的人，都属于文人学士阶层，对曾国藩来说，就算是假弱态、假狂态、假疏懒态、假周旋态也并不含有什么贬义；周旋态的察言观色、投其所好以达目的，在现在看来可能为人所不齿，但在曾国藩那儿也并不是贬义，现实中也正是这样的人才能成就大事，并且他们是文人学士，还谨守着儒家的传统道德，这种道德是四种态的基础，或者说潜台词。偏离了这个潜台词，那才是真正的不好，为曾国藩所鄙视。

    比方说，弱而带媚，即弱态的人一味地向人献媚、摇尾乞怜，这就变成溜须拍马之辈；狂而带哗，即恃才而傲、恃宠而娇，经常无事生非、无理取闹，鄙俗下流，粗野无比，这就成了蛮横无理之人；疏懒而不真诚，即一味地狂妄自大，什么都不放在眼里，这样的人最终难逃祸害，甚者身死家灭；周旋而无建举，即与人周旋而又缺乏柔中带刚刚中带柔的气概，要么一味地坚持周旋不能继续，要么一味委曲求全而不能达到目的，最后所谓的周旋失去了意义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，弱态不能谄媚，要坚持自我；狂态不能过分张狂生事，要狂而有度，并有狂的资本即才学不凡；疏懒态不能对人虚伪，而要对人真诚，这样才能做到虽然疏懒，却能与人处好关系；周旋态不能无建举，而要柔中带刚、外柔内刚，以柔的圆滑应付外部世界，而又内藏阳刚，以坚定自己的目标，使周旋成为达到目标的手段。

    善变的情态

    所谓时态，是人在具体的交往中所表现出的情态，它是善变的。面对同样的事情，今天可能这样对待、处理，明天可能就是用完全相反的方法去对待、处理了。它所表现的是人面对事情时的想法，具有时效性，但总的来说这种一时一地的想法还是在内心的本性的指挥下做出的，只是根据时间地点有些变化而已。

    正因为所谓时态具有时效性，会随着个人心性的成熟、时间地点的变化，而有所不同，是人际交往中的具体层面的东西，严格地说都不属于相学范畴。因而曾国藩也说，时态与人的命运没有什么关系，也不能因为某一时态而给人贴上一个标签，终身不再往来。

    时态在现实生活中最具有可操作性，是察言观色了解别人言外之意的好工具。比方说，正在跟别人面对面交谈，他却突然将目光转向别处，思想开了小差，这是一种对人不尊重的表现。这时此人对与他说话的人毫无尊重，对所谈之事毫无诚意、感到厌烦或者别有隐情。又比如，大家言谈甚欢的时候，他却在一边冷眼旁观、漠不关心，甚或还冷言冷语，这样的人冷峻寡情，居心叵测，自我孤立于众人。上述的两种表现都是有悖于常情、常理的，因而曾国藩认为只有城府极深、居心险恶的人才会这样做，这样的人很难接近，不值得交往。

    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正确、妥当，他却在一边大力鼓掌附和、捧场，连声说“是、是、是，对、对、对”。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没有什么主见的人，意志薄弱，是巴结奉迎、投机取巧的可怜虫。还没有跟别人交往过，根本就不了解别人，就仅凭传言与臆想在背后说人坏话，对人极尽诬蔑、诽谤之能事；这样的人通常都是些没有学识，毫无修养，习惯于见风使舵、信口开河，不负责任之辈。这两种人，一个是下流无耻，一个是庸俗卑鄙，不能与他们一起共事。

    有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拿不定主意，优柔寡断、前怕狼后怕虎，这样的人没什么气质，缺乏信心。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变得因循守旧，不会办事，不会动脑子的蠢人。这样的人，其自信心不足、性格软弱的根源在于胸无大志。因此，他们做起事来没有主见，不敢承担责任，人云亦云，唯唯诺诺。只能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，毫无成就可言。有的人非常敏感，多愁善感，看见落花就不自觉地流泪，看见风起就不禁伤时悲情。这样的人具有慈悲之心，但在曾国藩看来，这并非什么好事；古人有“成大事不拘小节”，不能有“妇人之仁”的说法，在这些成大事的人的眼里，上面的仁慈之心就是典型的“妇人之仁”，难以成就大事。因而曾国藩认为，那些婆婆妈妈的人是干不了大事的，不能与他们一起商讨大事。

    上面讲述了三种分别不能与之交往、共事、商讨大事的人，在实际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时态。不过，关于这些时态的判定也不是绝对的，有一些例外的情况。比方说，第一种不能与之交往的，也可能他们对所谈论的事兴趣寡然，当然只能是沉默不语，甚至走神、眼睛看向别处了；还有可能他对此事有独到的见解，只是懒得说而已。第二种不能与其共事的人，也有可能是人怀才不遇，故意发表一些奇谈怪论，以引起别人的主意，以使自己得到进用的机会。第三种的妇人之仁不能与之商量大事的，须知仁并不是什么坏事，乱世当用霸道，治世必然得行仁道，以仁行事，有仁者之风，仁者无敌。

    因而，在判断一个人时，决不能武断，要结合其行为的背景、学识、性格、兴趣等等，也就是要将恒态与时态相结合去考察。在考察时态时要结合恒态，结合了恒态就会知道，有些人是很会演戏的，很多时态可能都只是表演，从这些时态作出的不能与之交往、共事、商讨大事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，得出的相反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。在考察恒态时结合时态，其原理跟通过考察情态去了解神一样，人的恒态会不自觉地通过不经意的举动流露出来，也就是通过时态流露出来，考察恒态结合时态有助于认识到真正的恒态。

    最后，再次强调一下，对时态的考察与命运无关，时态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它的可变性，就算人的某些时态不好，只要能够认识到，并且加以纠正，同样可以与之论请、共事等。反推这些时态，以跟人交往真诚、做事果敢等去与人交往，则可以朋友满天下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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